90%出栏生猪有国外血统，生猪企业加紧培育“猪芯片”

我国是猪芯片生猪消费第一大国，每年吃掉7亿头猪，出栏但鲜为人知的生猪是，这些生猪中90%有国外血统。有国业加育由于进口种源生长周期短，外血饲料转化率高，统生瘦肉率高，猪企更适宜商业化养殖，紧培我国本土种源在市场较量中败下阵来。猪芯片而长期引种，出栏又导致我国种猪业陷入“引进-退化-引进”的生猪恶性循环。“土芯片”低效濒危，有国业加育“杜长大”等曾曾祖代种猪长期依靠进口，外血直接影响了我国非洲猪瘟后产能恢复的统生质量、速度和效益。猪企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今年印发《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》，25家生猪育种企业均被纳入补短板阵型。目前，、六和、、等企业均在培育自己的“猪芯片”。为了长久的经济效应，业内建议建立自己的生猪育种体系，利用好国内种猪资源，联合育种，补齐短板。

90%出栏生猪有国外血统

“国内每年生猪出栏量约7亿头，其中90%有国外血统。”北京种业协会理事长、大北农总裁宋维平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国内生猪品种主要有外三元（杜洛克、长白猪、大白猪）、内三元（母本是本地猪，父本是引进种源）、土杂猪（80%-90%的种源来自本地血统）三个类别。引种最多的是杜洛克、长白猪、大白猪，分别来自美国、丹麦、英国，业内俗称“杜长大”。

观研报告网《中国种猪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（2022-2029年）》显示，2021年我国种猪行业市场规模约为1120亿元；从国外引进种猪24462头，同比增加60%，其中37%来源于美国、33.2%来源于丹麦、25.6%来源于法国、4.2%来源于英国。据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育种事业部总裁龚华忠介绍，目前国内引进一头种猪的价格在1万元左右。以此推算，2021年我国引进种猪花费的成本超过2.4亿元。

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程食品分公司养殖负责人张茂说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优良种猪的基因库，不仅有欧美所有瘦肉型种猪基因，还有国内本地品种72个、培育品系15个，数量上进口种猪在纯种能繁母猪占比不到1%，靠中国自己的种源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，但可能会出现个别生产指标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。与进口品种相比，我国本土猪种虽有耐粗饲、抗病力强、口味好等优点，但也存在脂肪含量高、瘦肉率低、生长周期长、经济效益差等劣势，不符合当前市场需要。

2022年8月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》，包括温氏股份、新希望六和、大北农、顺鑫农业在内的25家生猪育种企业均被纳入补短板阵型。

“补短板，是指国内虽有自己的生猪育种体系，但品系不够优秀，要充分挖掘优质种质资源。此外，国内生猪育种技术尚可，但自有品系产量、性能、品质方面存在差距，应进一步增强。”宋维平认为，不少企业在不断引进种猪的过程中，丧失了自己的育种能力。还有很多企业育种意识缺乏，过度追求经济效应，进而形成对国外种源的依赖。“为了长久的经济效应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育种体系，利用好国内种猪资源，补足这个短板。”

“引进-退化-引进”恶性循环

“早在清朝末期就有零星的美国汉普夏种猪被引进国内，但未形成市场。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吃肉难，养猪产业尚未形成，也没有引进种猪。改革开放后国内猪肉消费增多，养殖场开始引进国外种猪来扩繁。2000年后，生猪消费需求旺盛，生猪产业规模化，大量种猪被引进，‘杜长大’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市场需求，也带动了国内养殖业快速发展。”宋维平说。

在龚华忠看来，外来种源之所以在国内生猪市场占据主导地位，与品种的经济优势有关。“进口种猪繁殖的后代生长周期短，饲料转化率高，瘦肉率高，更适宜商业化养殖。国内品种养殖一年体重在80斤-100斤左右，而进口种源培育的商品猪半年就可以长到120公斤出栏，且进口种猪瘦肉率高，更符合当下人们的饮食习惯。”

“美国、丹麦等国家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育种体系，选育的品种性能优良。国内企业为加快产能扩张，会从这些国家进口种猪。”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新京报记者说，“以丹麦品种为例，每头母猪提供的有效子猪数可达到36头以上，而我国目前平均水平不到20头。”令他担忧的是，国外种业公司不会将最好的种猪资源卖给国内。国内企业由于没有重视加强种猪繁殖性能维护，各项性能就会退化，进而形成“引进-退化-引进”的恶性循环。

龚华忠道出了这种现状的背后原由。育种周期长、投入多、见效慢，一头种猪往往要经过三代测试，一代需要培育8-10个月，三代就要等到30个月后才能测试性能。这种长期投入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，也造成了国内重引进、轻育种的局面。“新希望六和有自己培育的种猪，各项指标完全不输给国外，但我们花了5年才做到这个程度。”

全国政协委员、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，当前我国在“猪芯片”问题上存在育种体系不完善、投入严重不足、符合条件的现代化育种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、新技术应用滞后、技术人才短缺、种猪测定基础薄弱、单个项目规模小、疾病威胁严重、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。“土芯片”低效濒危，“杜长大”等曾曾祖代种猪长期依靠进口，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、速度和效益。

联合育种能否破局？

为掌握“猪芯片”自主权，新希望六和从2008年开始建设育种体系，目前已培育纯种猪12000头左右。每个1500头规模的纯种猪场，扩繁覆盖能力可达到300万头。

顺鑫农业旗下“小店”种猪则拿下了行业第一块驰名商标，是中国育种软件GBS的研发单位之一。目前，顺鑫农业拥有一家国家核心育种场，在近40年的育种历史中向社会提供了近100万头种猪，两个品种的选育推广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。

产学研结合，一直是宋维平长期坚持的育种理念。2016年，大北农成立唐山大北农育种公司，长期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开展育种项目合作。2020年，大北农养猪研究院成立，引进多位博士人才，在育种、数字养猪、分子育种等方面展开研究。如今，大北农已具备加系、美系生猪育种繁育系统，年提供优质纯种猪10万头以上，可为国内生猪养殖提供优秀种质基因遗传资源。

资料显示，美国、加拿大、丹麦等种猪强国都有自己的联合育种体系，联合育种已成为社会共识。据龚华忠了解，丹麦所有种猪企业都是协会成员，企业之间可以交换种猪基因信息以防止近交，形成了良好的育种社会和商业氛围。此次农业农村部支持种业阵型企业，对联合育种是一种促进。张茂也提出，行业内已经建立联合育种机制，希望种猪企业之间能够联合进行遗传物质的交流，共享数据，共同促进我国育种体系的建设。

朱增勇建议，种猪育种需要各个主体联合开发，不只是企业与企业、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，上下游的饲料企业、屠宰加工企业也应加入进来，这样的联合育种才能有效推动整个育种体系的发展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 刘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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